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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政府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卫生、教育三个行业的消费分别为6.9万亿元、2.39万亿元、2.27万亿元，分别占政府消费的46.58%、16.10%、15.29%，三个行业的政府消费占政府消费的78%（见图7）。

供给体系要能适应需求的快速变动，有出口订单时，供给体系能满足出口需求。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要转变，不应再单纯以去产能为重点，要从生产与生产、生产与支出、生产与分配的循环中，找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重点在新格局，不在双循环。政府消费型行业，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部分居民消费型行业，如农产品，是相对刚性的，不会随出口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分配端要优化分配格局，适度降低金融和房地产收益率，严格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改变政府靠卖地增加收入的逻辑。政府消费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保障政府运行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教育、卫生、科技、交通、城市公交、农业服务、水利、环保、文化、金融、邮政等行业的公共服务。右侧，总需求=国内需求+出口。

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国内供给能力，降低部分消费品和文化旅游等服务产品的对外依存度。由于居民消费的基数大，虽然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扩大各占一半，但政府消费的增长快于居民消费，2018年居民消费额是2007年的3.6倍，而政府消费额则是2007年的4.2倍。因此在整个投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长期战略投资，必须在估值模式中加入碳中和这个目标。

因此碳中和是市场和政府的双任务，需要企业和社会全体的参与。并且，发达国家在进行产业结构转移时，把自己产业生命周期的尾部利润全部拿回本国，但我们只能舍弃尾部利润，并用更高昂的成本去进行减排，这是不可避免的。此外，高碳经济还有负外部性的基本特征，但是负外部性在经济学上是市场机制失灵的部分，所以尽管碳排放和市场机制可以并行不悖，但始终没有得到校正，这些特性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第一，碳中和是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问题，形成了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挑战。此外还有政策工具，政府必须全方位、组合式地利用各种手段，包括金融工具、财政补贴、公共投资、税收政策。

此外对绿色创新技术的支持也会对财政造成压力，这个风险也不可忽视。比如华北地区拥有大量的钢铁这类高碳企业，而海南高碳企业较少，如果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二者的碳排放，是否合理？即使合理，这种决定是否可执行？即使可执行，大家能够自觉自愿去完成吗？可以想象这里面存在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尽管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有所进展，但进展并不快。

屠光绍提到是否要建立地方考评机制来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详情），我觉得这个方向不错，但是最大的挑战在于怎么做。当碳定价发挥作用时，该行业的生产成本和相关产能必然受到影响，市场表现也会更复杂。第五，需要考虑如何在低碳转型过程中把握节奏和平衡，统筹兼顾转型和创新、地区差异、新的实现目标和失业等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新的高科技趋势形成之后总会发生泡沫，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赌方向、盲目投资，实际上通向最终方向的道路是坎坷曲折的。

因此我们只能放弃发达国家高碳产业转移的道路，转而通过高成本的技术创新来减排。毫无疑问，长期趋势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但是它不能完全代替其他变量。第三，我们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艰难的碳达峰、碳中和过程，这是中国特有的挑战。第二，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政治目标，而是我国的长期战略，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

第二，向低碳经济转变是对人性的挑战。应对挑战的思路是：碳中和离不开政府的参与，需要国家统筹设计，并运用金融、财政补贴、税收等各类政策工具，尤其重视碳定价的作用。

第四，它根本就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的问题，而是一个可量化的、严肃真实的问题，而要认识到上面这几点就需要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彻底转变因此碳中和是市场和政府的双任务，需要企业和社会全体的参与。

真正的实践者必须做深入而具体的研究，而不是仅仅根据方向和趋势就做出长期判断。因此只有把碳的定价引入现有市场经济机制中，才能纳入碳排放的负外部效应。从地域上看，它是全球所有国家必须面对的转型，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第五，需要考虑如何在低碳转型过程中把握节奏和平衡，统筹兼顾转型和创新、地区差异、新的实现目标和失业等问题。在当下这个重短期功利、奉行实用主义的环境下，要去实现一个涉及人类未来的理想主义的长期目标，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从形成共识到建立强有力的机制，都是挑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新的高科技趋势形成之后总会发生泡沫，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赌方向、盲目投资，实际上通向最终方向的道路是坎坷曲折的。

能否取得成果，取决于我们的规划节奏和手段强度。当然，其中还会涉及到监管等领域，从行业标准、技术标准、生产标准、产品标准等各方面去促进产业转型和碳定价的结合。

第四，地区和行业之间存在差异性。至少在没有其他力量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可能自动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企业没必要用更贵的技术去实现碳中和来完成目标。

此外，徐忠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旦有了碳中和的目标后，高碳行业马上面临巨大的冲击，比如煤电相关的高碳企业立即遭到投资者的低估和疏远（→详情）。此外，高碳经济还有负外部性的基本特征，但是负外部性在经济学上是市场机制失灵的部分，所以尽管碳排放和市场机制可以并行不悖，但始终没有得到校正，这些特性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第一，碳中和是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问题，形成了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挑战。

深层次来看，当出现这种道德立场较强的目标后，企业实现它的动力是什么？考核指标是什么？如何让考核指标和职责去推动企业行动，而不是通过个人理想起作用，这点至关重要，否则行动很难落实，这方面欧美有诸多宝贵经验可供借鉴，而整个资产管理和投资格局也将面临新形态。很多文章都提到，欧洲花了70多年完成碳达峰，美国花了40多年完成碳达峰。但他们不完全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减排实现的碳达峰，而是通过全球化产业转移实现了本国境内的碳达峰，这种方式至少发挥了一半以上的作用。第三，我们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艰难的碳达峰、碳中和过程，这是中国特有的挑战。

这一方面给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提供了新动力，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国际博弈的新路径，因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尚没有统一的绿色标准。这个现实问题引人深思，当不可更改的发展趋势确定后，这种趋势可能被市场价格和估值超前兑现，即长期预期全部被短期兑现，这不可避免地带来冲击，我们怎么去判断和应对？ 这种冲击是持续不断的还是一次性冲击？抑或是不断起伏波动的过程？ 我更倾向于后者，这种冲击至少包含着两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发展趋势对我们预期的影响，比如在确定碳中和目标后，投资者可能看空高碳行业。

段国圣以投资者视角，用四象限法分析碳中和背景对行业产业结构的利空和利好（→详情）。因此我们只能放弃发达国家高碳产业转移的道路，转而通过高成本的技术创新来减排。

内容提要 低碳经济转型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塑，我们必须彻底转变观念和思维方式。但我觉得这只是初步想法，就像前面所说，至少有两种力量在影响着市场，短期、中期、长期中的具体发展路径存在巨大差异和众多不确定性，我们不能仅根据碳中和这个趋势以及高碳低碳的差异来判断利好和利空。

当碳定价发挥作用时，该行业的生产成本和相关产能必然受到影响，市场表现也会更复杂。因为当前我们还是高碳经济，产业结构在各地区不平衡。从来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外部因素像碳中和这样让政府强势介入经济活动中。我们必须面对和平衡诸多风险，除了金融风险，还有产业结构调整、失业、低增长的压力等风险。

因此在整个投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长期战略投资，必须在估值模式中加入碳中和这个目标。如果市场机构投资者的主要目标是在可接受风险条件下获取最高长期收益，但绿色投资收益不高，该如何选择？——市场机构的目标是挣钱，如果选择做不挣钱的投资，那就是做慈善。

不管是讨论增长方式、考核指标、GDP或者是绿色GDP，考虑碳中和与不考虑的二者行为机制完全不同，两种思维方式下会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因此碳中和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塑。其中碳定价非常重要，如果价格信号不对，所有的配置和机制就不是我们期望的目标，那么市场很难发挥作用。

马骏在早期研究绿色债券时就提到，资产拥有者应该有更大的力量参与绿色金融或者应对气候变化（→详情），对此我很赞成。之前我一直关注早期社会责任投资或环保行动在各种实践中的收益情况，但收益并不是特别理想。